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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这座城——如果有一种演唱会叫做五月天  

2013-09-17 13:21: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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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这座城——如果有一种演唱会叫做五月天 - 小樱 - 晴耕|雨读
 
 “演唱会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混合了音乐和经济、仪式和欢愉,对艺人和观众来说都是如此。不同的流派和表演风格创造了不同形式的演唱会体验。很明显,一个有着明快的灯光和舞蹈编排的少男少女组合通俗演唱会,和俱乐部(Club)里鼓与贝斯的DJ所呈现的不同。演唱会的核心是他们产生的团队感,虽然这感觉转瞬即逝。”

这是罗伊·舒克尔(Roy Shuker)《流行音乐的秘密》(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 Culture)一书中关于演唱会的一段精准表述。实际上,任何一种艺文类消费,无论是文学、电影、音乐,其功能性都指向“我”本身。作为文艺产品(虽然我们不情愿地把书、电影、唱片或演唱会称之为“产品”,但它们确实如此)的消费者,从中得到的是对于“我”的大众认同,即在产品中寻找到自我的坐标,满足个人的幻想和愉悦。而演唱会作为一件巨大的、复杂的、精密的产品,最能够集中体现年轻人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有“演唱会之王”之称的五月天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范本。

对于音乐表演者来说,“现场”永远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于五月天这样的以吉他、贝斯、鼓“三大件”为主的乐队。从最早的Live House,到正式签约滚石唱片后于西门町的街头,再到各所高校,以及大大小小的室内体育场,现场演出不仅是五月天宣传、销售其音乐的最重要渠道,其演出的规模、制作的水准,更成为了其乐队影响力不断跃进的见证。尤其是他们和陈勇志、谢芝芬从原“滚石唱片”中剥离而出,成立“相信音乐”,并把演制部事业部化,成立“必应创造”这一专业化的演唱会制作品牌,并通过更为成熟的商业化操作,为“五月天”和“演唱会”之间划上了等号,五月天演唱会也成为了华人流行音乐史上最高水准的标杆。

和五月天相比,大陆粗制滥造的演唱会或许只能够称为“青铜时代”:开场铁定是快歌,背后一群伴舞,先把气氛搞热;接着开始唱慢歌、情歌;然后再来另类改编环节,即用不插电(Unplugged)、Bossa Nova或室内乐(Chamber)等方式进行老歌新唱,平日里一表斯文的艺人,此时也许也会摇滚一番;同时请来嘉宾献唱,或许再翻唱两首名作;最后是压箱底的成名曲及安可环节。演唱会在很多人眼中,说白了便是“让歌手现场唱三个小时的精选集”。但五月天的演唱会绝非如此。无论是《离开地球表面》《DNA》,还是现在正在巡演中的《诺亚方舟》,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以《诺亚方舟》为例,契合专辑《第二人生》的“末日”主题,从蔡康永的“末世播报”VCR开始,带领观众们一起搭上这艘“方舟”,登船之前唱出一系列以追溯往日美好时光的歌曲,如《时光机》《一千个世纪》《盛夏光年》等,包括《突然好想你》这首普遍意义上的情歌,放在此处也有了境界上的升华;此后还有《如烟》及翻唱自薛岳《生老病死》中的名曲《如果还有明天》,以及The Beatles的《Yellow Submarine》,配合绚烂的舞台效果,整台演唱会有了“说故事”的氛围。这种情绪上的体验很容易和其他平铺直叙的演唱会区隔开来。对此,“必应创造”的导演周佑洋功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乐评人叶云平也对此一阵见血地指出:五月天对于演唱会情绪爆发点的掌握,不仅是来源于他们从Live House开始经年累月的现场表演经验,且和他们专辑中设下的“泪点”也是相辅相成的。《第二人生》中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便可作为例证。

除了舞台呈现(即演唱会的主体)上的匠心独运,五月天演唱会最突出之处是其参与感,即他们所云“我们共同完成这件事”。从五月天登上乐坛伊始,他们便开始强调演唱会不仅是台上五个人、更重要是台下的所有观众的共襄盛举。演唱会之所以能称为演唱会,在于乐迷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2000年他们的三地巡回《十万青年站出来》把演唱会主题定在“观众”身上,便是此意。为了提高乐迷的参与性,五月天和“必应创造”想出了很多点子。譬如在《DNA》演唱会上,唱至《憨人》一曲,舞台大屏幕上展示出历年五月天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视频集锦。时光荏苒,看着VCR上曾经青涩的五月天,再看看现在台上的五个人,这不仅让观众思考:那一年,五月天唱着《憨人》的时候,我在做着什么呢?当时的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关于五月天的种种回忆被唤起,乐迷心中这种念头油然而生:“我会一直陪着五月天走下去。”当然,此举在增加乐迷黏性的同时,也可证明每一场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样的歌单,但每次演出时都有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所以五月天的演唱会是值得一看再看的。因此,我身边不乏参与过五月天演唱会场次超过十场以上的“五迷”。而在诺亚方舟上,鼓励歌迷以大象、狮子等动物着装“登船”,“末日版”的人造彩虹,“明日版”的会随发射器变换色彩的LED荧光棒(此技术早前在Coldplay的2012年巡演中已有使用),这些都是增强观众参与感的妙招。至于在《十万人出头天》里的《憨人》部分把附中吉他社请到台上,这无疑是更为直接、大胆的举措了。

在2007年的《离开地球表面》演唱会里,在阿信曾在演唱《最重要的小事》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这一生中,到底在追什么。每一件最重要的小事,就像我孤单的脚步声一样。一个脚步声虽然小,但是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我们就能震动地球。跟我一起好吗?让我们一起震动地球!”可作为五月天演唱会强调“共同完成”的参与感的广告词。

另外,五月天演唱会中还透露出强烈的仪式感:必须要穿统一的服装——或是五月天演唱会的周边纪念T恤,或是团员个人的服装品牌(阿信的“Stayreal”、冠佑的“Druming”);必须要手持蓝色的荧光棒——为了保护这片蓝色海洋,北京鸟巢的会馆外,有许多歌迷自发举着“请使用蓝色荧光棒”的告示牌;必须要在一切有可能的间隙高喊“五月天”——这一传统来自早期五月天演出时阿信尤喜指挥台下乐迷高喊团名的习惯,发展到今天的自发性行为;必须要跟着五月天一起跳——“小护士舞”、《恋爱ing》时唱至“L-O-V-E”的手部动作,这些都烂熟于胸;每次演唱会必须要在《憨人》中结束——“我有我的路,有我的梦”,这是五月天音乐中的核心主题。连“5”这个阿拉伯数字,也成为了一种图腾。“摇滚这座城”,若五月天的演唱会今晚将在这个城市上演,身为“五迷”的你,在搭车去往场馆的路上,即使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也能轻易地一眼认出哪些是你的同类。去年,我去香港看完《诺亚方舟》,已离境回到深圳,在动车售票处准备购买回程广州的车票时,身后一女生忽然向我打招呼,问我是否是从五月天演唱会归来,因为她看到我背包露出的一截蓝色荧光棒了。然后她一脸羡慕地表情,喃喃自语地说,你好幸福啊,我根本抢不到票呢。

若你非五月天的歌迷,站在远远的外围,看着以上的情景,很可能会用“邪教”这样的字眼去形容它。但若你身处其中,你不会感到一丝异样。许多人喜欢用“脑残粉”来形容这样的行为,但是他们在居高临下的批判时,似乎忽视了,“流行粉丝并不是笨蛋,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终,世界上的任何媒体运作都无法卖给他们完全没用的东西。”(语出流行文化批评家Rimmer)。“五迷”们通过五月天的音乐为自己构筑了一致的身份,而五月天演唱会作为此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帮助歌迷们进入了一片由他们自己创造的伊甸园。歌迷们把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不快埋葬到演唱会里,对五月天的认同帮助他们获得与现实生活对抗的力量。对于“五迷”来说,五月天是宗教一般的存在,这能帮助他们度过生活的难关,给与他们情感上的安慰,而五月天演唱会便是这样的一场朝圣之旅。我们翻阅流行音乐发展的历史,能看到诸如猫王、披头四、AC/DC、Deadheads等乐队无不建立起这种图腾(尤其是唱片销量的黄金年代,唱片公司对于巡演的高额投入,造成了他们充满传奇的、一路纸醉金迷的旅程)。而在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上,大陆的崔健、“痛苦的信仰”,香港的Beyond,他们都一度创造了这样的向心力,但五月天在现代传媒的帮助下影响力当然更大,五月天的演唱会也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席卷整个华人区的、甚至积极影响着当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年轻群体社会性消费事件。

但五月天的演唱会魔力始终都要归结到他们的音乐中。周佑洋导演曾在今年的一次TED分享中说:“对于演唱会的现场来讲,我们把音乐的本质、想要讲的话语,清楚地、再放大后呈现给大家。”他说得一点没错。

(原刊于《bark音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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